时又将战时法治充分完善，以至秦国在与赵国惊心动魄的大决战中能够凝聚朝野如臂使指，以至秦国后来的三次交接危机都能够成功化解。吕不韦时期欲图以“王道为轴，杂家为辅”在秦更法宽政，毋宁说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变法。然则吕不韦不擅势治，导致权力大乱，秦国真正地出现了第一次法治危机。秦王嬴政自亲政开始，立即着手理乱变法：其一整肃内政，先根除乱政叛逆的嫪毐太后党，再根除治道政见不同的吕氏党，一举使势治（权力结构）恢复到秦法常态；其二整肃内廷，在天下开创了不立王后的先例，根除了太后王后外戚党参政的古老传统；其三富国强民整军，使商君秦法中的奖励耕战更加完备也更为变通，一举成就关中天府之国的奇迹……

　　如此百余年变法，天下何能不一于秦国？

　　反观山东六国，无不是一变两变而中止。魏国，魏文侯一变之后变法中止而忙于争霸。韩国，韩昭侯申不害一变，其后非但中止且复辟了旧制。赵国，武灵王一变而止。燕国，燕昭王乐毅一变而止。齐国，齐威王与齐宣王、苏秦两变而止。楚国，吴起一变，楚威王变法中途人亡政息，可谓一变半而止。而且，六国变法的共同缺陷是封地制不变，或不大变，所以始终不能凝聚国力。大争之世，以六国之一盘散沙而抗秦国之泰山压顶，焉得不灭哉！求变图存，此战国之大道也。六国不求变而一味图存，焉得不灭哉！

　　唯其如此，韩非对六国是绝望的。

　　身为躬行实践的新法家，韩非实现法治大道的期望在秦国。

　　然则，韩非是王族公子，韩非无法像布衣之士那样洒脱地选择邦国大展抱负。韩非唯一能做的，便是将自己的心血之作赠送给秦王。他相信，只有以秦国的实力、法治根基以及秦王嬴政的才具，才能真正地将《韩非子》的大法家理念实施于天下。可是，韩非自己却只能做个旁观者。不！甚至只能做个反对者，站在自己深感龌龊的韩国社稷根基上对抗法行天下之大道。身为王族子孙，他不能脱离族群社稷的覆灭命运而一己独存，那叫苟且，那叫偷生。既然上天注定地要撕裂自己，韩非也只有坦然面对了。韩非清楚地知道，韩王要自己做的事是与自己的心志学说背道而驰的。韩非也清楚地知道，秦王有求于自己者，天下大义也，行法大道也，是自己做梦都在渴求的法治功业。可是，自己却只能站在最龌龊的一足之地，做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这便是命——每个人都降生在一定的人群框架里，底层框架贫穷萧疏却极富弹性，可以任你自由伸展；上层框架富丽堂皇却生硬冰冷，注定你终生都得优游在这个金铜框架里而无法体验底层布衣的人生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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